硏究人員
硏究人員
硏究人員
-
陳至潔博士,中心主任
-
沈旭暉博士,研究員
-
孔德維博士,研究員
-
陳偉信博士,研究員
-
梁俊佳博士,副研究員
-
馮智政先生,助理研究員
-
蔡俊威先生,助理研究員
-
林皓賢先生,助理研究員
-
鄭霈晞先生,研究助理
-
李紫楓女士,研究助理
硏究人員
-
陳至潔博士,中心主任
-
沈旭暉博士,研究員
-
孔德維博士,研究員
-
陳偉信博士,研究員
-
梁俊佳博士,副研究員
-
馮智政先生,助理研究員
-
蔡俊威先生,助理研究員
-
林皓賢先生,助理研究員
-
鄭霈晞先生,研究助理
-
李紫楓女士,研究助理
活動紀要
活動紀要
[研討會]2021-06-12 變動的視角與記憶:
2019年以來的香港與香港研究
Transforming Vision and Memory:
Hong Kong and Hong Kong Studies since 2019
2019年以來的香港經歷了重大變動,改易了香港及其與世界的關係。雖然香港的事件在國際媒體上的能見度至今已難以與2019年衝突頻繁的時段相匹,香港的變動卻未有停止。從香港政府在2019年初提出《逃犯條例修訂草案》到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並以全國性法律形式納入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附件三實施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,可以說是香港的重大歷史事件,既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各個方面,亦令學界對香港採取了與過去不一樣的理解與分析方法。
香港的轉化固然受2019的修例與反修例矛盾所激發,但今天的狀況卻非純粹來自單一的事件。以今天的視角回顧,香港的劇變事實上由一系列事件組成。過去學界與公眾對於1950年代以來香港的經濟形式、社會事件、政治訴求有不少既定的理解方式,但在2019年以後,各界回顧香港的故事時增添出不同的視角,令我們重構了許多原來的記憶。是次「變動的視角與記憶:2019年以來的香港與香港研究」會議為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首次公開活動,由國際學者共同分享近兩年對香港及香港研究變異的分析。
鄭宇碩教授為「香港研究的趨勢與展望」小組主題開場,講題為〈政治高壓下香港大專院校的學術環境〉,主要談及香港大學教學現場,因政治環境高壓所產生的變化。他首先分享自己的經驗,在香港大學當任教授有許多優點,工資較高,研究經費不難申請,升遷機會亦明朗。過去二十年來,香港的大學重視國際排名,教授必須有論文發表、刊登,系所之間標榜國際排名,競爭頗大。加上年輕的教授必須經過多年的合約工作,大學才會考慮以「終生約」聘任,壓力不少。故此,年輕教授全心全意投入工作,難以抽空參與社會事務。鄭教授亦談及,政府以往把官員、社會領袖委任為各間大學董事會成員,政治中立,多是監督而已。但自梁振英上任以來,政府特意委任親政府、北京的人,從而影響大學挑選管理層的人事任命,使大學管理層以親政府為主。像現在,我們會看見香港眾多大學校長,都公開聲明支持國安法。香港中文大學因為學生會的政治立場不正確,原本由學校連同學費時,代收會費的事務,亦告取消,甚至連辦公室也不提供給學生會,打壓學生會的活動。鄭教授提到,許多同事最為擔心的是告密文化,許多教授、學生都是共青團的成員,他們會組織活動,定期開會,討論教授的政治表現,掌握政治立場。因此,他們教學時面對許多壓力,害怕被學生告密,很少大學教授願意批評政府,參與公共事務,公共知識分子變得很少了。如果教授配合親政府的政治立場,有許多實質好處,能夠申請國內的研究經費、參與研究項目等,名利雙收。教授若要當上管理層,要有出色、正確的政治表現。鄭教授面對如此困境,寄語香港同事,只要不做壞事,不做違背良心的事,其他的,世人都能體諒。
陳至潔教授由臺灣視野出發,談論〈臺灣的香港研究的前景〉。陳教授先為我們作一清晰的「臺灣的香港研究回顧」,指出臺灣在冷戰威權時代,對香港有少量研究,將其納入中國大陸研究之一,而在解嚴之後,香港研究則不受重視。因此,臺灣對香港的研究,整體成果相對貧乏。陳教授更認為,臺灣未有學者專門從事香港為主體的社科研究,而視香港為研究領域的社科學者極少,不足五位。陳教授統計社科碩士、博士學位論文,研究香港的,從2018年至今僅5篇;2020年至今,期刊論文有48篇,唯多是政策雜誌文章,僅1篇刊登在TSSCI等級的學術期刊。可喜的是,今年臺灣將會出版一本有關香港政經發展的專書,"China'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-periphery Tug of War",由台、港、美學者共同編寫。更進一步,陳教授指出臺灣社會普遍支持、同情香港,但與其對香港實際認識程度頗見落差,地理距離接近,但相互理解僅在起步階段。因此,就「臺灣香港研究的前景」,陳教授認為自反送中運動以來,臺港市民互動變多,香港學者、學生赴台人數增加,香港的人流、金流、社會網絡與知識匯流至臺灣,臺灣具研究香港的優勢。按香港研究的急迫性,陳教授指出「反送中運動的記憶與文物保存」、「反送中運動各方立場與行動研究」以及「反送中運動的眾多結果研究」,都極具研究價值,並舉出國安法對香港公共治理所產生的影響、立法會成員選舉辦法改變之後的連鎖效應、國安法時代香港的各級教育制度變遷、香港與台灣各層面的交流、香港的東南亞和南亞裔社會研究,及離散香港人的適應、身份認同與政治傾向,六個研究方向,為我們揭示臺灣香港研究明確的藍圖。
繼香港、臺灣之後,日本教授倉田徹以〈日本的香港研究〉為題,論述「九七後的發展與國安法下的前景」。倉田教授指出,日本在香港九七過渡期前出現「香港熱」,坊間關注香港的旅遊、飲食、電影等,媒體人、經濟師,出版有關香港的書籍。學術界亦有不少論文集出版,顯示日本香港研究的實力,高質量多。但日本在九七後,社會顯著對香港失去興趣,認為香港問題已經解決,不必討論。不過,仍有日本學者對香港有興趣,隨日本博士學位增加,許多日本博士論文以香港研究為主體,經過改編後出版。2014年,香港的雨傘運動,促使日本社會再關注香港,學術界更有不少年輕人加入研究行列。2019年,香港的反修例運動,日本學術新晉持續留意香港動態,目前正陸續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,可謂日本香港研究的熱潮。然而倉田教授對香港國安法以及選制改動有所憂慮,他提出了四個問題,第一,外國會否人失去了解香港學術資訊的渠道;第二,香港能否維持資訊透明度,又有沒有可信性;第三,日本能否維持與香港學術界的聯繫,會否犯下國安法的勾結罪;第四,隨著媒體篇幅減少,日本社會會否失去對香港的關心。最後,倉田教授展望未來,認為日本作為香港研究據點之一,可與臺灣、外國的香港研究多方合作,又能與日本的臺灣研究合作,同時,學界亦需要不斷與日本社會對話,以令社會了解香港現況。
陳偉信博士講題為「正港:重構香港(研究)的地緣政治視角」,以「熟悉的陌生人」,形容地緣政治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視角,解釋地緣政治在媒體、傳統及學界理解的分別。陳博士指出,地緣政治在香港可謂空白一片,很少學者用此角度理解香港和國際之間的關係。張少強教授的〈香港:地緣政治與學術實踐〉,可有助我們對香港地緣政治的理解,冷戰時期作為反共工具、香港故事的次殖民意識,以及把香港研究納入全球研究,有自我毁滅的危機。陳博士指出若從國際關係、地緣政治觀看,香港應以港口正名,具有獨特的地理單位,地緣政治獨特性,從而重構地緣政治的視角。Ducruet的〈港口—城鎮關係的互動〉(Port-city relationship),核心產能(Centrality)、中介網絡(Intermediacy),及港口能力的政治化,可作為我們的思考、研究框架。濱下武志的《香港大視野—亞洲網絡中心》,論及香港有大量經濟腹地,具完整的港城能力,多元的港城文化,香港島、九龍半島、新界各有角色分工、文化特質。就此,陳博士論及重構香港政治的地緣政治視角,包括地緣利益的視角,香港位於帝國間的邊陲;地緣網絡的視角,香港作為港口都會;地緣論述的角度,香港地理想像的改變。這等於是中國完整的陸權政體,對抗香港完整的海權政體,中國不完整的民族國家能力,對抗香港不完整的民族國家意識。最後,陳博士寄望未來,香港港口研究的應用,能在核心產能、中介網絡等,分析中西多方如何在香港有所爭奪,這是有待眾人一起努力開發的新領域。
上半場「香港研究的趨勢與展望」小組主題,由孔德維博士以〈香港研究的基建工程:香港文化典藏計劃的倡議〉作最後講題。孔博士提及,過去較少人做香港研究,因為擔心香港研究並非熱門議題,對學者的個人職涯有一定危機。但在2014年雨傘運動、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,國外愈來愈多機構、學者研究香港議題。孔博士說,像前兩位講者說明日本、臺灣對香港的研究,主要集中在政治本位的論述,即香港殖民地轉變為民主基地的抗爭,然而,政治之外的香港卻少人探討。因此,孔博士特意查找香港非直接政治的研究,諸如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收集電影、流行曲、電視、中醫藥資料;Hong Kong Studies Initiatives,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雨傘運動資料庫中,50至60年代圖片收集;Hong Kong History Project, University of Bristol ,涉及人物、日常生活資料的收集。孔博士認為研究進路政治化有其合理性,像法國大革命230周年、五四運動10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,題目多數仍是關於政治。不過,孔博士指出,若把單純約化香港為政治運動場所,則忽略了香港的多元文化。香港文化典藏計劃,著力於如王汎森教授所言「最常見,但無人看重亦最易流失之文獻」,如賽馬會賭馬方式、按摩服務的銷售形式等。香港文化典藏計劃,前期工作有口述歷史,像「紫微斗數:香港的傳承」、「泰國菜:泰裔港人的演繹」等,記錄非華人群體、非物質文化遺產、小眾宗教,及地區記憶。另一方面,亦研究報章及文庫中,外國怎樣記錄香港。總括而言,孔博士強調香港研究應該邁向多元,不單只有政治、金融,而香港文化典藏計劃,則為這些研究的基礎建設,讓學者有更多參考資料。
下半場的小組主題為「香港現狀與想像」,由許田波教授的"Why did Hong Kong analysts fail to see the coming of the Tiananmen-like crackdown? "(何以香港研究者未有逆料天安門式的嚴酷鎮壓)開場,分享自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的關心,自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後,每天早上看見新聞的悲哀。時至今日,許教授一直思考,為什麼我們都沒有看見,香港會落入如此境地,變成「警察國家」(Police state)?到底是什麼阻礙了我們的視野,許教授在論述時不斷反覆提問,認為當時許多人都認為,香港具有國際地位,對中國有實質利益,不會走向最壞的局面。然而,許教授說,今日的香港雖不像新疆,亦不遠矣。我們沒有看見,中國願意為解決香港反送中運動付出努力,如此強硬。我們也沒有看見,中國運用經濟力量,令其他民主國家沒有真正以行動干涉香港事務。許教授更上溯至香港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民主動員,認為當時中國已視香港為存在的威脅,直到2019年,不惜動用一切解決國家危機。最後,許教授則說,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或許失敗,卻讓全世界看見中國政權的真面目,重新關注中國人權狀況,只要我們從未放棄,未來總會出現光明。
之後吳叡人教授,為我們帶來"Quasi-state, colony, or fully incorporated region? Reconsidering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n unit of political analysis"(準國家、殖民地或是合併領地?重新思考及定位香港政治體制)的講題。吳教授開首即從知識社會學發問,一個香港研究的根本問題:什麼是香港?香港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,能否構成自足的社會現象?從社會人文學科來看,若未能恰當回答此一問題,將會造成研究所出現差異巨大的結論。例如,在政治學,香港到底是獨立、附屬領土、國際共管的中介,抑或中國主權統合下的領土?歷史學上,香港屬於國家歷史,還是區域歷史?社會學來看,香港是自主社會,還是區域社會?經濟學而言,香港是自身的經濟主體,抑或中國經濟之一部份?文學來說,香港文學是獨立的,是中國地方文學,或殖民地文學?於人類學,香港應否當成中國的替代品?如此諸種,學界一直存而不論,態度曖昧,這都源於香港一直處於一個中間的位置。吳教授說明,這些問題都沒有絕對的答案,由不同立場、角度分析,都會得出各種答案。吳教授從自身專業的「比較民主主義」與「比較殖民主義」,提供他的答案,讓我們參考。從「比較殖民主義」來看,香港是非常特殊的英國殖民地,自主性極高,但由於英國不想得罪中國,沒有令香港完全民主化。英國對香港不是直接統治,由總督管理,行政中立。至1980年代,才在香港推行遲來的民主化,沒有完成此一過程,便交給中國統治。中國視香港為功能領土,屬於金融殖民地,協助中國經濟國際化,擔任洗錢角色。香港的金融資本主義,炒賣房地產,屬於殖民地經濟常見的單一形態,單純只是為了服務中國。而香港的一國兩制,為不對稱的聯邦制,北京利用香港本土資本家、官僚間接統治香港,以港治港,漸漸整合至中國。像大灣區,把科技產業移至深圳。中國對香港推行單一移民政策,同化香港人口。中國想同化香港,但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國際金融功能。而就「比較民主主義」,香港從英國統治的準國家體制,形成某種共同體,及後中國統治香港的種種衝突,促成了香港民族主義。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,反而激發了香港本土強大的動員,抗拒中央入侵。吳教授談到,香港在國安法之下,北京希望香港保持金融功能,但事實上國際金融連結變得很弱,自治權高度萎縮,由忠誠廢物統治香港。香港是什麼?政治鬥爭會令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變化。關鍵在於,香港人如何看待、想像香港。吳教授借用黑格爾之言:「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的到來,才會起飛。」香港研究,會因應香港人而改變。
邢福增教授,從宗教的研究專業,論述〈香港政教關係的延續與斷裂〉的講題。邢教授主要談及中國、香港的宗教歷史,從四個維度分析香港未來面對的政教挑戰,分別是「政府與宗教」、「政府與宗教團體」、「宗教團體與政治」及「宗教與政治」。中國對香港宗教,早在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,到1997年以前的過渡期,已有影響。這種影響,在1997年之後漸漸增加,2003年、2019年是兩個重要的關鍵。「政府與宗教」,邢教授談論中國宗教觀將會怎樣影響香港的政教關係:中國由過去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」,到改革開放後漸漸改變,由負面到正面態度,不過近年中國著重意識形態,防範宗教滲透,不允許「法外之地、法外之人、法外之教」,宗教必須放在法律的規範之內。香港從以前看待宗教非常正面,到開始變得負面,近兩年開始出現談論宗教負面作用的輿論,左派會批評宗教團體支持民眾抗爭,即是支持暴亂,尤其針對基督教、天主教。「政府與宗教團體」,則可看出中國政府主導宗教團體服從,統戰宗教,出現愛國宗教團體,實行以法治教(rule by law)。而在香港,宗教向來是教育、社會的伙伴關係。2007年,林鄭月娥的選舉政見,曾說研究設立民政事務局下的宗教事務小組,但遭教區反對而撤回。香港未來會否成立愛國團體?大體而言,香港加強愛國教育,必定是宗教的挑戰。「宗教團體與政治」,中國向來主張政教分離,宗教是私人活動,不應政治化,宗教組織必須配合政府。宗教必須中國化,按「時代進步」解釋教義。這樣看來,香港宗教在公民社會的公共作用,會否在未來去公共化、再私人化?「宗教與政治」,中國堅持宗教必須政治正確,依照政治意識、政治規矩、政治方向、政治擔當運行,簡單來說,不支持政府的就是反對。按照這種現實,香港宗教團體的政治還能維持中立嗎?最後,邢教授作結論說,1997年後,中國和香港延續《基本法》的伙伴關係,但香港宗教團體,真的能維持這種關係,還是服從中國政治?我們都看見,從意識形態、國家安全、社會控制,香港宗教團體未來的挑戰會愈來愈大。
由國際關係的角度,沈旭暉教授提出"Remapping Hong Kong in the global context"(重繪香港在國際關係脈絡的定位)的論題,思考國際關係研究,在此時此刻,到底能夠發揮什麼效用。沈教授重新訴說過去六種,國際關係如何看待香港的觀點,分別是「帝國主義觀點」(Imperial perspective)、「王朝主義觀點」(Dynastic perspective)、「愛國主義觀點」(Patriotic perspective)、「本土主義觀點」(Nativist perspective)、「後殖民主義觀點」(Post-colonial perspective)及「現實主義觀點」(Realist perspective)。「帝國主義觀點」,傳統帝國論點,指英國是開放了香港(Opened Hong Kong),使香港成為自由港,給予自由主義的靈魂。韓戰是轉型關鍵,美國取代英國角色,成為自由主義的保護者。香港變成非正式殖民地(Informal Colony),美元流通,構成香港冷戰時代靜態的霸權主義(Silent Hegemony)。美國政策認定香港為非主權實體,賦予香港特殊地位。但此一觀點很難套用在一般香港人生活,難以代表香港的整體。「王朝主義觀點」,指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份,香港沒有自己的脈絡,中國好,則香港好。不過從中國觀點來看,這是有漏洞的。像香港過去跟廣東軍閥陳炯同的互動,國共內戰時香港第三勢力的主動角色,都很難單純以由上而下的框架理解。「愛國主義觀點」,即立場主導、先行,美國就是侵犯中國的壞人,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。這種論點至今變成中國主流的觀點,香港2003、2014、2019年的社會運動,皆是美國勢力主導。「本土主義觀點」,本土派在過去十年,許多年輕學者都積極用不同論述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,但美國依然沒有明確的角色定位。例如在19世紀,香港在1851年第一次快速發展,和美國加州的「淘金熱」有關,很多中國人經香港到美國,形成泛太平洋網絡,在香港本土歷史重要,但少人談及。另外,我們要如何看Donald Trump對香港的態度呢?香港人對他有很不同的意見,要放置到香港本土史觀之中,似乎仍要花許多功夫。「後殖民主義觀點」,許多香港自由派前輩不能接受中國,但同時抗拒英國昔日的殖民。按後殖民的觀點,要怎樣看美國角色?很多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,都在國安法後改變,這關鍵取決於美國是否認同香港的制度。這是否也算後殖民的一部份?從前我們只會抽離去看後殖民的影響,但其實一切都很貼身。「現實主義觀點」,香港在冷戰時作為世界三大間諜中心之一,冷戰之前亦是重要的資訊中心。然而,大國有很多矛盾衝突,不是單純從資訊中心的角度,就能理解各國勢力在香港的對抗、爭執。如今中美角力之下,是否代表香港已經再走不回去?似乎也未能斷言。沈教授最後提出「港口觀點」(Portal perspective),認為相對比較現實。香港不是獨立國家,但和中國大陸很不一樣,沒有明顯由上而下的控制,反而是「自由港」由下而上的框架,比較貼近。自由港、殖民地、 間接統治等,香港不是和任何組織對立,包容自由主義、中國性、現實和理想等各種矛盾。這才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,值得我們從此一觀點,重新理解和研究。
何明修教授主講,〈臺灣的反送中運動〉,由臺灣的視野觀察在臺的反送中運動。何教授指出臺灣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力量,主要是民間,不在政府,而且和香港反送中國際線的海外社群,情況不一樣。香港、臺灣地理接近,在臺香港人眾多,捐送物資,不斷飛回香港抗議,同時亦有許多相關文章刊登在臺灣刊物,可見臺灣是香港重要的海外基地。何教授嘗試解答一個問題:什麼人在臺灣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?他統計了自反送中運動開始的七個月,臺灣共舉辦95場活動,例如6月9日, 香港學生經貿文抗議、長老教會「聖靈降臨節反送中」、「我在XX大學反送中」;6月16日立法院前「撐香港,反送中」近萬人參與;9月29日台北「撐港反極權」大遊行七萬多人參加,台南、高雄分別舉辦;1月10日蔡英文選前之夜的香港人集結,可見其當選與否,對在臺香港人至關重要。臺灣各地廣泛支持,有些臺灣人對此的理解,有點像同婚議題,認為政治性不高。75場活動,臺灣人主辦49場,香港人19場,合辦26場, 無法確定1場。何教授說明,香港人的行動阻礙,包括對臺灣法律不熟、保守舊同鄉會、晚近移民弱連繫、校內港澳會無法運行,及防「鬼」心態。這些活動的組織團體,以學生為主,公民團體次之,政治團體再次之,教會殿後,無組織只有12件,不同香港「無大台」舉辦活動。在政黨選舉考量方面,民進黨大打香港牌,而香港人部分保持中立,亦有不少人參與11月12日的罷韓活動。在太陽花、反課綱的低潮,反送中運動導致臺灣學生運動的再出發、公民團體的再集結、教會和信仰的跨界支持、太陽花運動律師團的延續,為港人提供法律諮詢。最後,何教育提出幾個問題,兩地互設經貿辦公室消失之後,如何交流?臺灣的政治庇護,港人權益為何?將來,臺灣人是否準備接受香港人移民和逃難?這些都值得我們觀察、研究。
最後,由匿名演講者,提出〈走上去體制化及去道德化的末路: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爭議〉的議題,主要講及香港2020年歷史科試題的爭議,最重要乃「1900-45年間,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」的開放式題目,評卷參考說明可以回答利多於弊,或弊多於利,歷史材料是引導,由學生自由作答。演講者指出,香港歷史科以前亦有類似題目。而在考試前一天,北京親媒體針對考評局高層楊潤雄博士,批評出題不公平,之後更將其樣子登在大公報頭版,指責他播毒。教育局聲明,試題單一傾向,有偏差引導,傷害中國人感情、尊嚴。考評局聲明道歉,非常遺憾。五月之後,考評局批評題目,材料不平衡,字眼誤導偏向單一答案,並檢討這類敏感內容,是否容許設定做題目。演講者指出親北京媒體動員,教育局派人到考評局設局,考評局妄顧教育專業等,都是權力沒有平衡、監督的情況。這件事情,反映了香港的去體制化、去道德化,其情況不能扭轉,不能控制,而且致命。
記錄:袁仁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