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以來的香港經歷了重大變動，改易了香港及其與世界的關係。雖然香港的事件在國際媒體上的能見度至今已難以與2019年衝突頻繁的時段相匹，香港的變動卻未有停止。從香港政府在2019年初提出《逃犯條例修訂草案》到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並以全國性法律形式納入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附件三實施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》，可以說是香港的重大歷史事件，既改變了這個城市的各個方面，亦令學界對香港採取了與過去不一樣的理解與分析方法。

 

香港的轉化固然受2019的修例與反修例矛盾所激發，但今天的狀況卻非純粹來自單一的事件。以今天的視角回顧，香港的劇變事實上由一系列事件組成。過去學界與公眾對於1950年代以來香港的經濟形式、社會事件、政治訴求有不少既定的理解方式，但在2019年以後，各界回顧香港的故事時增添出不同的視角，令我們重構了許多原來的記憶。是次「變動的視角與記憶：2019年以來的香港與香港研究」會議為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首次公開活動，由國際學者共同分享近兩年對香港及香港研究變異的分析。

 

鄭宇碩教授為「香港研究的趨勢與展望」小組主題開場，講題為〈政治高壓下香港大專院校的學術環境〉，主要談及香港大學教學現場，因政治環境高壓所產生的變化。他首先分享自己的經驗，在香港大學當任教授有許多優點，工資較高，研究經費不難申請，升遷機會亦明朗。過去二十年來，香港的大學重視國際排名，教授必須有論文發表、刊登，系所之間標榜國際排名，競爭頗大。加上年輕的教授必須經過多年的合約工作，大學才會考慮以「終生約」聘任，壓力不少。故此，年輕教授全心全意投入工作，難以抽空參與社會事務。鄭教授亦談及，政府以往把官員、社會領袖委任為各間大學董事會成員，政治中立，多是監督而已。但自梁振英上任以來，政府特意委任親政府、北京的人，從而影響大學挑選管理層的人事任命，使大學管理層以親政府為主。像現在，我們會看見香港眾多大學校長，都公開聲明支持國安法。香港中文大學因為學生會的政治立場不正確，原本由學校連同學費時，代收會費的事務，亦告取消，甚至連辦公室也不提供給學生會，打壓學生會的活動。鄭教授提到，許多同事最為擔心的是告密文化，許多教授、學生都是共青團的成員，他們會組織活動，定期開會，討論教授的政治表現，掌握政治立場。因此，他們教學時面對許多壓力，害怕被學生告密，很少大學教授願意批評政府，參與公共事務，公共知識分子變得很少了。如果教授配合親政府的政治立場，有許多實質好處，能夠申請國內的研究經費、參與研究項目等，名利雙收。教授若要當上管理層，要有出色、正確的政治表現。鄭教授面對如此困境，寄語香港同事，只要不做壞事，不做違背良心的事，其他的，世人都能體諒。

 

陳至潔教授由臺灣視野出發，談論〈臺灣的香港研究的前景〉。陳教授先為我們作一清晰的「臺灣的香港研究回顧」，指出臺灣在冷戰威權時代，對香港有少量研究，將其納入中國大陸研究之一，而在解嚴之後，香港研究則不受重視。因此，臺灣對香港的研究，整體成果相對貧乏。陳教授更認為，臺灣未有學者專門從事香港為主體的社科研究，而視香港為研究領域的社科學者極少，不足五位。陳教授統計社科碩士、博士學位論文，研究香港的，從2018年至今僅5篇；2020年至今，期刊論文有48篇，唯多是政策雜誌文章，僅1篇刊登在TSSCI等級的學術期刊。可喜的是，今年臺灣將會出版一本有關香港政經發展的專書，"China'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-periphery Tug of War"，由台、港、美學者共同編寫。更進一步，陳教授指出臺灣社會普遍支持、同情香港，但與其對香港實際認識程度頗見落差，地理距離接近，但相互理解僅在起步階段。因此，就「臺灣香港研究的前景」，陳教授認為自反送中運動以來，臺港市民互動變多，香港學者、學生赴台人數增加，香港的人流、金流、社會網絡與知識匯流至臺灣，臺灣具研究香港的優勢。按香港研究的急迫性，陳教授指出「反送中運動的記憶與文物保存」、「反送中運動各方立場與行動研究」以及「反送中運動的眾多結果研究」，都極具研究價值，並舉出國安法對香港公共治理所產生的影響、立法會成員選舉辦法改變之後的連鎖效應、國安法時代香港的各級教育制度變遷、香港與台灣各層面的交流、香港的東南亞和南亞裔社會研究，及離散香港人的適應、身份認同與政治傾向，六個研究方向，為我們揭示臺灣香港研究明確的藍圖。

 

繼香港、臺灣之後，日本教授倉田徹以〈日本的香港研究〉為題，論述「九七後的發展與國安法下的前景」。倉田教授指出，日本在香港九七過渡期前出現「香港熱」，坊間關注香港的旅遊、飲食、電影等，媒體人、經濟師，出版有關香港的書籍。學術界亦有不少論文集出版，顯示日本香港研究的實力，高質量多。但日本在九七後，社會顯著對香港失去興趣，認為香港問題已經解決，不必討論。不過，仍有日本學者對香港有興趣，隨日本博士學位增加，許多日本博士論文以香港研究為主體，經過改編後出版。2014年，香港的雨傘運動，促使日本社會再關注香港，學術界更有不少年輕人加入研究行列。2019年，香港的反修例運動，日本學術新晉持續留意香港動態，目前正陸續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，可謂日本香港研究的熱潮。然而倉田教授對香港國安法以及選制改動有所憂慮，他提出了四個問題，第一，外國會否人失去了解香港學術資訊的渠道；第二，香港能否維持資訊透明度，又有沒有可信性；第三，日本能否維持與香港學術界的聯繫，會否犯下國安法的勾結罪；第四，隨著媒體篇幅減少，日本社會會否失去對香港的關心。最後，倉田教授展望未來，認為日本作為香港研究據點之一，可與臺灣、外國的香港研究多方合作，又能與日本的臺灣研究合作，同時，學界亦需要不斷與日本社會對話，以令社會了解香港現況。

 

陳偉信博士講題為「正港：重構香港（研究）的地緣政治視角」，以「熟悉的陌生人」，形容地緣政治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視角，解釋地緣政治在媒體、傳統及學界理解的分別。陳博士指出，地緣政治在香港可謂空白一片，很少學者用此角度理解香港和國際之間的關係。張少強教授的〈香港：地緣政治與學術實踐〉，可有助我們對香港地緣政治的理解，冷戰時期作為反共工具、香港故事的次殖民意識，以及把香港研究納入全球研究，有自我毁滅的危機。陳博士指出若從國際關係、地緣政治觀看，香港應以港口正名，具有獨特的地理單位，地緣政治獨特性，從而重構地緣政治的視角。Ducruet的〈港口—城鎮關係的互動〉（Port-city relationship），核心產能（Centrality）、中介網絡（Intermediacy），及港口能力的政治化，可作為我們的思考、研究框架。濱下武志的《香港大視野—亞洲網絡中心》，論及香港有大量經濟腹地，具完整的港城能力，多元的港城文化，香港島、九龍半島、新界各有角色分工、文化特質。就此，陳博士論及重構香港政治的地緣政治視角，包括地緣利益的視角，香港位於帝國間的邊陲；地緣網絡的視角，香港作為港口都會；地緣論述的角度，香港地理想像的改變。這等於是中國完整的陸權政體，對抗香港完整的海權政體，中國不完整的民族國家能力，對抗香港不完整的民族國家意識。最後，陳博士寄望未來，香港港口研究的應用，能在核心產能、中介網絡等，分析中西多方如何在香港有所爭奪，這是有待眾人一起努力開發的新領域。

 

上半場「香港研究的趨勢與展望」小組主題，由孔德維博士以〈香港研究的基建工程：香港文化典藏計劃的倡議〉作最後講題。孔博士提及，過去較少人做香港研究，因為擔心香港研究並非熱門議題，對學者的個人職涯有一定危機。但在2014年雨傘運動、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，國外愈來愈多機構、學者研究香港議題。孔博士說，像前兩位講者說明日本、臺灣對香港的研究，主要集中在政治本位的論述，即香港殖民地轉變為民主基地的抗爭，然而，政治之外的香港卻少人探討。因此，孔博士特意查找香港非直接政治的研究，諸如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收集電影、流行曲、電視、中醫藥資料；Hong Kong Studies Initiatives,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雨傘運動資料庫中，50至60年代圖片收集；Hong Kong History Project, University of Bristol ，涉及人物、日常生活資料的收集。孔博士認為研究進路政治化有其合理性，像法國大革命230周年、五四運動10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，題目多數仍是關於政治。不過，孔博士指出，若把單純約化香港為政治運動場所，則忽略了香港的多元文化。香港文化典藏計劃，著力於如王汎森教授所言「最常見，但無人看重亦最易流失之文獻」，如賽馬會賭馬方式、按摩服務的銷售形式等。香港文化典藏計劃，前期工作有口述歷史，像「紫微斗數：香港的傳承」、「泰國菜：泰裔港人的演繹」等，記錄非華人群體、非物質文化遺產、小眾宗教，及地區記憶。另一方面，亦研究報章及文庫中，外國怎樣記錄香港。總括而言，孔博士強調香港研究應該邁向多元，不單只有政治、金融，而香港文化典藏計劃，則為這些研究的基礎建設，讓學者有更多參考資料。

 

下半場的小組主題為「香港現狀與想像」，由許田波教授的"Why did Hong Kong analysts fail to see the coming of the Tiananmen-like crackdown? "（何以香港研究者未有逆料天安門式的嚴酷鎮壓）開場，分享自己對香港反送中運動以來的關心，自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後，每天早上看見新聞的悲哀。時至今日，許教授一直思考，為什麼我們都沒有看見，香港會落入如此境地，變成「警察國家」（Police state）？到底是什麼阻礙了我們的視野，許教授在論述時不斷反覆提問，認為當時許多人都認為，香港具有國際地位，對中國有實質利益，不會走向最壞的局面。然而，許教授說，今日的香港雖不像新疆，亦不遠矣。我們沒有看見，中國願意為解決香港反送中運動付出努力，如此強硬。我們也沒有看見，中國運用經濟力量，令其他民主國家沒有真正以行動干涉香港事務。許教授更上溯至香港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的民主動員，認為當時中國已視香港為存在的威脅，直到2019年，不惜動用一切解決國家危機。最後，許教授則說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或許失敗，卻讓全世界看見中國政權的真面目，重新關注中國人權狀況，只要我們從未放棄，未來總會出現光明。

 

之後吳叡人教授，為我們帶來"Quasi-state, colony, or fully incorporated region? Reconsidering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n unit of political analysis"（準國家、殖民地或是合併領地？重新思考及定位香港政治體制）的講題。吳教授開首即從知識社會學發問，一個香港研究的根本問題：什麼是香港？香港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，能否構成自足的社會現象？從社會人文學科來看，若未能恰當回答此一問題，將會造成研究所出現差異巨大的結論。例如，在政治學，香港到底是獨立、附屬領土、國際共管的中介，抑或中國主權統合下的領土？歷史學上，香港屬於國家歷史，還是區域歷史？社會學來看，香港是自主社會，還是區域社會？經濟學而言，香港是自身的經濟主體，抑或中國經濟之一部份？文學來說，香港文學是獨立的，是中國地方文學，或殖民地文學？於人類學，香港應否當成中國的替代品？如此諸種，學界一直存而不論，態度曖昧，這都源於香港一直處於一個中間的位置。吳教授說明，這些問題都沒有絕對的答案，由不同立場、角度分析，都會得出各種答案。吳教授從自身專業的「比較民主主義」與「比較殖民主義」，提供他的答案，讓我們參考。從「比較殖民主義」來看，香港是非常特殊的英國殖民地，自主性極高，但由於英國不想得罪中國，沒有令香港完全民主化。英國對香港不是直接統治，由總督管理，行政中立。至1980年代，才在香港推行遲來的民主化，沒有完成此一過程，便交給中國統治。中國視香港為功能領土，屬於金融殖民地，協助中國經濟國際化，擔任洗錢角色。香港的金融資本主義，炒賣房地產，屬於殖民地經濟常見的單一形態，單純只是為了服務中國。而香港的一國兩制，為不對稱的聯邦制，北京利用香港本土資本家、官僚間接統治香港，以港治港，漸漸整合至中國。像大灣區，把科技產業移至深圳。中國對香港推行單一移民政策，同化香港人口。中國想同化香港，但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國際金融功能。而就「比較民主主義」，香港從英國統治的準國家體制，形成某種共同體，及後中國統治香港的種種衝突，促成了香港民族主義。香港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，反而激發了香港本土強大的動員，抗拒中央入侵。吳教授談到，香港在國安法之下，北京希望香港保持金融功能，但事實上國際金融連結變得很弱，自治權高度萎縮，由忠誠廢物統治香港。香港是什麼？政治鬥爭會令這個問題的答案一直變化。關鍵在於，香港人如何看待、想像香港。吳教授借用黑格爾之言：「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的到來，才會起飛。」香港研究，會因應香港人而改變。

 

邢福增教授，從宗教的研究專業，論述〈香港政教關係的延續與斷裂〉的講題。邢教授主要談及中國、香港的宗教歷史，從四個維度分析香港未來面對的政教挑戰，分別是「政府與宗教」、「政府與宗教團體」、「宗教團體與政治」及「宗教與政治」。中國對香港宗教，早在1984年中英簽訂聯合聲明，到1997年以前的過渡期，已有影響。這種影響，在1997年之後漸漸增加，2003年、2019年是兩個重要的關鍵。「政府與宗教」，邢教授談論中國宗教觀將會怎樣影響香港的政教關係：中國由過去「宗教是人民的鴉片」，到改革開放後漸漸改變，由負面到正面態度，不過近年中國著重意識形態，防範宗教滲透，不允許「法外之地、法外之人、法外之教」，宗教必須放在法律的規範之內。香港從以前看待宗教非常正面，到開始變得負面，近兩年開始出現談論宗教負面作用的輿論，左派會批評宗教團體支持民眾抗爭，即是支持暴亂，尤其針對基督教、天主教。「政府與宗教團體」，則可看出中國政府主導宗教團體服從，統戰宗教，出現愛國宗教團體，實行以法治教（rule by law）。而在香港，宗教向來是教育、社會的伙伴關係。2007年，林鄭月娥的選舉政見，曾說研究設立民政事務局下的宗教事務小組，但遭教區反對而撤回。香港未來會否成立愛國團體？大體而言，香港加強愛國教育，必定是宗教的挑戰。「宗教團體與政治」，中國向來主張政教分離，宗教是私人活動，不應政治化，宗教組織必須配合政府。宗教必須中國化，按「時代進步」解釋教義。這樣看來，香港宗教在公民社會的公共作用，會否在未來去公共化、再私人化？「宗教與政治」，中國堅持宗教必須政治正確，依照政治意識、政治規矩、政治方向、政治擔當運行，簡單來說，不支持政府的就是反對。按照這種現實，香港宗教團體的政治還能維持中立嗎？最後，邢教授作結論說，1997年後，中國和香港延續《基本法》的伙伴關係，但香港宗教團體，真的能維持這種關係，還是服從中國政治？我們都看見，從意識形態、國家安全、社會控制，香港宗教團體未來的挑戰會愈來愈大。

 

由國際關係的角度，沈旭暉教授提出"Remapping Hong Kong in the global context"（重繪香港在國際關係脈絡的定位）的論題，思考國際關係研究，在此時此刻，到底能夠發揮什麼效用。沈教授重新訴說過去六種，國際關係如何看待香港的觀點，分別是「帝國主義觀點」（Imperial perspective）、「王朝主義觀點」（Dynastic perspective）、「愛國主義觀點」（Patriotic perspective）、「本土主義觀點」（Nativist perspective）、「後殖民主義觀點」（Post-colonial perspective）及「現實主義觀點」（Realist perspective）。「帝國主義觀點」，傳統帝國論點，指英國是開放了香港（Opened Hong Kong），使香港成為自由港，給予自由主義的靈魂。韓戰是轉型關鍵，美國取代英國角色，成為自由主義的保護者。香港變成非正式殖民地（Informal Colony），美元流通，構成香港冷戰時代靜態的霸權主義（Silent Hegemony）。美國政策認定香港為非主權實體，賦予香港特殊地位。但此一觀點很難套用在一般香港人生活，難以代表香港的整體。「王朝主義觀點」，指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份，香港沒有自己的脈絡，中國好，則香港好。不過從中國觀點來看，這是有漏洞的。像香港過去跟廣東軍閥陳炯同的互動，國共內戰時香港第三勢力的主動角色，都很難單純以由上而下的框架理解。「愛國主義觀點」，即立場主導、先行，美國就是侵犯中國的壞人，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。這種論點至今變成中國主流的觀點，香港2003、2014、2019年的社會運動，皆是美國勢力主導。「本土主義觀點」，本土派在過去十年，許多年輕學者都積極用不同論述建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，但美國依然沒有明確的角色定位。例如在19世紀，香港在1851年第一次快速發展，和美國加州的「淘金熱」有關，很多中國人經香港到美國，形成泛太平洋網絡，在香港本土歷史重要，但少人談及。另外，我們要如何看Donald Trump對香港的態度呢？香港人對他有很不同的意見，要放置到香港本土史觀之中，似乎仍要花許多功夫。「後殖民主義觀點」，許多香港自由派前輩不能接受中國，但同時抗拒英國昔日的殖民。按後殖民的觀點，要怎樣看美國角色？很多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，都在國安法後改變，這關鍵取決於美國是否認同香港的制度。這是否也算後殖民的一部份？從前我們只會抽離去看後殖民的影響，但其實一切都很貼身。「現實主義觀點」，香港在冷戰時作為世界三大間諜中心之一，冷戰之前亦是重要的資訊中心。然而，大國有很多矛盾衝突，不是單純從資訊中心的角度，就能理解各國勢力在香港的對抗、爭執。如今中美角力之下，是否代表香港已經再走不回去？似乎也未能斷言。沈教授最後提出「港口觀點」（Portal perspective），認為相對比較現實。香港不是獨立國家，但和中國大陸很不一樣，沒有明顯由上而下的控制，反而是「自由港」由下而上的框架，比較貼近。自由港、殖民地、 間接統治等，香港不是和任何組織對立，包容自由主義、中國性、現實和理想等各種矛盾。這才是香港人的身份認同，值得我們從此一觀點，重新理解和研究。

 

何明修教授主講，〈臺灣的反送中運動〉，由臺灣的視野觀察在臺的反送中運動。何教授指出臺灣參與反送中運動的力量，主要是民間，不在政府，而且和香港反送中國際線的海外社群，情況不一樣。香港、臺灣地理接近，在臺香港人眾多，捐送物資，不斷飛回香港抗議，同時亦有許多相關文章刊登在臺灣刊物，可見臺灣是香港重要的海外基地。何教授嘗試解答一個問題：什麼人在臺灣支持香港的反送中運動？他統計了自反送中運動開始的七個月，臺灣共舉辦95場活動，例如6月9日， 香港學生經貿文抗議、長老教會「聖靈降臨節反送中」、「我在XX大學反送中」；6月16日立法院前「撐香港，反送中」近萬人參與；9月29日台北「撐港反極權」大遊行七萬多人參加，台南、高雄分別舉辦；1月10日蔡英文選前之夜的香港人集結，可見其當選與否，對在臺香港人至關重要。臺灣各地廣泛支持，有些臺灣人對此的理解，有點像同婚議題，認為政治性不高。75場活動，臺灣人主辦49場，香港人19場，合辦26場， 無法確定1場。何教授說明，香港人的行動阻礙，包括對臺灣法律不熟、保守舊同鄉會、晚近移民弱連繫、校內港澳會無法運行，及防「鬼」心態。這些活動的組織團體，以學生為主，公民團體次之，政治團體再次之，教會殿後，無組織只有12件，不同香港「無大台」舉辦活動。在政黨選舉考量方面，民進黨大打香港牌，而香港人部分保持中立，亦有不少人參與11月12日的罷韓活動。在太陽花、反課綱的低潮，反送中運動導致臺灣學生運動的再出發、公民團體的再集結、教會和信仰的跨界支持、太陽花運動律師團的延續，為港人提供法律諮詢。最後，何教育提出幾個問題，兩地互設經貿辦公室消失之後，如何交流？臺灣的政治庇護，港人權益為何？將來，臺灣人是否準備接受香港人移民和逃難？這些都值得我們觀察、研究。

 

最後，由匿名演講者，提出〈走上去體制化及去道德化的末路：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歷史科爭議〉的議題，主要講及香港2020年歷史科試題的爭議，最重要乃「1900-45年間，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」的開放式題目，評卷參考說明可以回答利多於弊，或弊多於利，歷史材料是引導，由學生自由作答。演講者指出，香港歷史科以前亦有類似題目。而在考試前一天，北京親媒體針對考評局高層楊潤雄博士，批評出題不公平，之後更將其樣子登在大公報頭版，指責他播毒。教育局聲明，試題單一傾向，有偏差引導，傷害中國人感情、尊嚴。考評局聲明道歉，非常遺憾。五月之後，考評局批評題目，材料不平衡，字眼誤導偏向單一答案，並檢討這類敏感內容，是否容許設定做題目。演講者指出親北京媒體動員，教育局派人到考評局設局，考評局妄顧教育專業等，都是權力沒有平衡、監督的情況。這件事情，反映了香港的去體制化、去道德化，其情況不能扭轉，不能控制，而且致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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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錄：袁仁健